第3章：菊屋(1/3)
第一幕：暗流（1931-1937）
第3章：菊屋
方觉明在下午四点走出霞飞路一百二十三号。他没有叫黄包车，步行。从法租界到虹口，走路要四十分钟。他需要这四十分钟。需要把脑子里的线一根一根理清楚，需要在到达菊屋之前把自己变成另一个人。
老K留下的那只眼睛刻在血纸条上，没有瞳孔。他在纸上画了无数遍，越画越觉得那只眼睛不是在看他——是在看别的东西。看什么？他不知道。小孟说“习惯”左手插口袋，但他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习惯？方觉明想了很久。是三个月前，从老K最后一次从苏区回来的那天开始。小孟去码头接的老K，两个人单独待了半个小时。老K没有告诉他那半个小时他们说了什么。他只说了一句：“小孟是个好同志。”那是老K最后一次提到小孟。
方觉明走过了公共租界的霓虹灯——白天它们不亮，灰扑扑地挂在楼面上，像一排死去的眼睛——走过了外滩的江风，走上了苏州河桥。他没有在桥上停。桥下的水已经换了，老K的尸体被打捞走了，只剩下浑浊的黄褐色水流。他走下桥，走进虹口。
虹口的街道比法租界窄，比公共租界暗。两旁的房子是日式木屋，门楣低矮，窗户纸糊。空气里有味增汤的咸腥、清酒发酵的甜腻和一种更淡的、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味——那是榻榻米的味道，潮湿的、略带青草气的，让他想起千叶医专的宿舍。
菊屋在一条窄巷子里。门楣上挂着一盏红灯笼，灯笼上用隶书写着一个“菊”字。红纸已经褪色，灯笼下方的流苏在夜风中轻轻晃动。门前站着两个穿和服的女子，脸涂得雪白，脖颈却露出本来的肤色，分界线像面具的边缘。她们向方觉明鞠躬，用日语说“欢迎光临”，声音不高不低，训练有素。
他没有立刻进去。他站在巷口的阴影里，观察了十分钟。进出的客人不多，大多是日本男人，偶尔夹杂几个穿西装的中国人。他在数人，也在数车。一辆黑色轿车停在巷尾，引擎没有熄，排气管冒着白烟。车牌号他没有见过，但车窗是茶色的，从外面看不见里面。那里坐着一个人，在等谁。
方觉明整了整衣领，走出巷口。他的步伐变了——不再是法租界里那个谨小慎微的潜伏者。他的肩膀微微后仰，步伐不快不慢，眼神带着恰到好处的迷离，像一个刚从酒局上下来、打算换个地方继续喝的男人。他把呼吸放慢了一拍，让眼睑微微下垂，让嘴角挂上一种似笑非笑的表情。从走进菊屋大门的那一刻起，他就不再是方觉明。他是周明轩，洋行职员，一个喜欢喝日本清酒、听日本小曲的上海小开。
玄关处，一个穿藏青色和服的女人迎上来。四十岁左右，眼角有细纹，但那些细纹的走向不是衰老留下的，是长期微笑形成的——肌肉记忆，像一张纸被反复折叠后的折痕。她的笑容精准得像用尺子量过。她的目光在他身上停留了不到一秒，完成了全部判断：衣着中等，消费能力尚可，威胁程度为零。
“欢迎光临菊屋。”她用带着大阪口音的日语说，鞠躬四十五度。
方觉明用日语回答：“有位置吗？”他的日语是千叶口音，清音浊音分得很清，母音不拖长。这是山田秀夫教出来的口音。
女人的眉毛动了一下。不是惊讶，是重新评估。一个会说日语的中国人，在这里要么是做生意的，要么是做情报的。
“当然有。先生请跟我来。”
她领着他穿过窄窄的走廊。走廊两侧是纸糊的拉门，柏木框架，糊着淡黄色的和纸。门后面传来三味线的琴声、女人的笑声、男人压低声音的交谈。那些声音从纸门的缝隙中漏出来，又细又薄，像隔了一层膜。方觉明的耳朵像筛子一样过滤着这些声音——他在听。听哪些门后面是真正的客人，哪些门后面是假装的。听哪些笑声是酒精催出来的，哪些是演出来的。听那些被纸门挡住的日语对话里，有没有他需要的关键词。没有。至少这一层没有。
女人把他领到二楼最里面的一间包房。推开拉门，六叠大小的和室，壁龛里挂着一幅富士山的画，笔触粗犷，像是学生习作。壁龛前的花几上放着一瓶插花，干枯的芦苇插在黑色的陶罐里，芦苇穗已经发白了。矮桌上有一道细微的划痕，在灯光下隐约可见，像是有人用什么东西划过——也许是戒指，也许是手铐。方觉明的目光扫过房间的四个角落，然后落在窗户上。窗户正对着楼梯。如果有人上来，他会第一个看见。
“先生想喝什么？”“松竹梅。温的。”“要请艺伎吗？”“你推荐。”女人的笑容扩大了一毫米，露出上排牙齿中最中间的两颗。“有一位新来的。弹得一手好三味线。从哈尔滨来的。”
哈尔滨。方觉明的心脏跳了一下。哈尔滨是关东军情报本部所在地。从哈尔滨来的艺伎，不是艺伎。
“好。”他说。
女人退出去，拉门合上。她的木屐声在走廊里渐行渐远，在走到楼梯口时停了一下，然后继续下楼。方觉明注意到了那个停顿。她在向楼下的人传递信号——客人安排妥了。
他独自坐在房间里，让身体完全松弛，靠在墙壁上。但他的耳朵贴着墙壁，听着隔壁的声音。两个日本商人在谈棉纱生意，说话内容是真的——他们说了供货商，说了价格，说了运输路线。楼下三味线的调子从《黑发》切换到《雪之丞》，演奏者的指法很熟练，但换曲时的停顿比正常长了两拍—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