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》和我的“大”历史观 · 4(2/3)
人资本，骤看起来，也是自相矛盾，孙先生也被批评为不着实际，今日看来，实在是世界一般趋势。况且美国虽称资本主义国家，也并没有放弃限制私人资本的立场，而最令我们存信心的，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以任何“主义”解决问题都不可能是依样画葫芦，都是要处在绝境于“柳暗花明”之中突过难关，创造出一种新环境。英国实行民主，还保存一千年来一脉相承的皇室，日本的美浓部博士在第二次大战前作“天皇机关说”，大有离经叛道的意思。今日其学说即已为事实印证。中国过去在汉朝以儒家笼括法家、道家及阴阳家的思想。在隋唐时代又笼括了佛家的思想，都是在矛盾中得到统一。可见时势需要，即不可能亦成为可能。
这样解释历史，和很多人所说的“历史主义”相近。粗看起来好像应该发生的事情都会发生，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不能发生，伦理道德没有真实的意义，再强调说优胜劣败，“力量即是正义”，但是这种社会天演论，乃前世纪遗物，也不是我读书的经验。
万历十五年指出道德非万能，不能代替技术，尤不可代替法律，但是从没有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，只是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。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，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。因为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，不能分割，也不便妥协。如果道德上的争执持久不能解决，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远，则迟早必导致于战争。今日全世界处于原子武器的威胁下，我们讲学不得不特别谨慎。
在这种情形下看来，一国两制不仅是上天给中国人的一种难题，也是给中国的一种测验。道德虽高于法律及技术，但是要提出作争论的根据时，则要在法律及技术之后提出。不能经常提出，也不能在细微末节内提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