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》和我的“大”历史观 · 4(1/3)
从以上情形观察，以中国历史一百年或两百年的立场作基点，不能和世界历史衔合。如果要坚持短期历史的观点，则不仅威斯俾及的音乐不能听，即孔子的仁民爱物也是反动。假使我们把中西历史都推后三五百年，才可以看到，因为世界工商业技术的退步，所有国家都要从以前闭关自守的形势，将社会生活方法作彻底的改造，以期适应新的世界金融经济，中外无可避免。西方的民主与自由，以“市民特权”为基点，和日本的大名政权，授权于藏元的情形类似，所以改造比较容易。中国立国向来以贫农及小自耕农的经济立场作基础，农村内部复杂的情形不可爬梳。所以要经过很多流血惨剧，才能造成可以在数目字管理的形势。据我揣测，只能用这样的解释，才能渐渐促使当日曾受内战影响的两方同胞，今日处于台湾海峡两岸客观的接受。
今日中国所称“一国两制”骤看起来，好像是一种宣传工具，但是荷兰初成的联邦制也实际上是“一国两制”的表现。英国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法律思想作司法的基础，利用司法制度不声不响地使社会融合，也是渐渐由“一国两制”造成一国一制。但是“一国两制”不是没有危险的，美国开国时以保障人权为前提，却又因为联邦制在南方姑息奴隶制度，终发生内战。日本在19世纪尽量学西欧，对农民生活则不顾及，也可以算作一国两制，而引起滔天战祸的悲剧。一国两制的精神需要彼此将眼光看远，在长久的历史中，找到合作的逻辑，而且今后也只有使两方更为接近，不致越来越远。
在技术方面讲，这一国两制的实行在今日中国必有很多困难，但是不是不可能的。六七十年前孙中山先生著三民主义就提到一方面即要限制私人资本，一方面又要扶植私